「火大」與「火滅」

客座寫手：Aaron

如同今日臺北天氣的陰雨綿綿，113遊行火大遊行的火種已如風中殘燭，飄搖欲墜。

反媒體壟斷是民進黨團113火大遊行的主要訴求，但是不管是執政黨團是抱持同樣立場還是僅是順勢而為，廣電三法的民進黨團版本已經順利通過立法院初審，最快將於明日完成三讀立法。

現在談的媒體「壟斷」，只不過是某個財團依據現行法律進行的媒體併購案，在情感上及觀感上造成部分人民的不安，認為其將可能掌握臺灣近50％的媒體，而形成所謂的「壟斷」。但是回歸到制度層面，事實上他是完全合法的，這不是靠著走上街頭呼喊口號就可以改變的。所以，還是得修廣電三法，來約束及訂定相關門檻，甚至媒金分離。當然，修法通過後，我們臺灣的媒體生態的確將可以維持一種恐怖平衡，但是我們必須思忖的是，我們臺灣人民有這麼容易受到媒體的影響嗎？

相較於中國大陸的人民，都還在為了「南方週末」進行低調的串連與抗爭，面對公安部門不時出現關心並且逕自取走聲援民眾送來致意的鮮花的情況下，他們也只能以游擊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意見及憤怒；相較之下，我們臺灣是幾乎每個人都擁有個人的網路社群的，而我們的政府也不會也無法去審核你網站的言論及內容的，在意見表達上極盡奔放自由，而且每次路過我們親愛的人民駐紮在立法院濟南路上的集會據點，看著他們的屹立不搖，每次都不禁感嘆臺灣的自由，卻也對政府部門的弱勢感到憂心。

如同前陣子跟朋友討論到清大學生陳為廷事件，姑且不論教育部後續的「關心」處置是否得當，但冷靜思考一下，在臺灣，政府有所謂「白色恐怖」的空間嗎？政府有侵害學生權益的能力嗎？親愛的各位同學，你們要知道依據大法官釋字684號解釋，都已經賦予所有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各大學也無不戰戰兢兢在處理學生事務，唯恐一不小心就得上法院了。

所以，臺灣的政府或相關機關單位目前的處境的確弱勢，他們有的，只是一切極盡以民意（還不一定是大多數）為依歸的民粹而已。

此次修法，若是如同執政黨團對外的聲稱，將完全尊重民進黨團提案版本，那麼，過去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對於媒體的紛擾，到底為的是那樁？這不是一開始就可以讓這些大學生們跟憤青們，知道我們政府對於保障言論自由的共識及決心嗎？你們現在急就章式的通過修法，也只是獲得外界「不告不理」之譏罷了。

就議題角度而言，這個火花即將熄滅了；但是對於這些熱衷於社會議題的年輕人們，對他們而言，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因為他們會獲得「我們改變了一切」的錯誤想像，他們即將轉移焦點到下一個議題：可能是大學學雜費，可能是就業，可能是就學貸款.....而且，近來因為多位教授因研究經費核銷不實遭到起訴，這件事情對於理性討論大學經費分配及學雜費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因為他們即將聲稱：「我們繳交的學雜費都被教授貪汙了......。」

如此，社會中普遍存在著一種火花，這個火花可以燎原，可以旁及一切，可以在社會階級間，可以在老師學生間，可以政府與民眾間；但是我們真的得好好想想，我們的火花，到底是想摧毀一切，還是想淬鍊某些社會核心價值，讓其浴火重生？姑且我們就拭目以待，讓這把火繼續燒下去吧！

論「選擇的自由」The Freedom of Choice

Author：Aaron

The dispute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in China is rekindled again because the Southern Weekend's New Year calling for reform was changed by propaganda officials. On the other hand, in Taiwan, a 100% democracy country, the crowd  gathered in protest against media monopolization.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why the dispute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happen in a centralized nation, however, this issue would be very confusing when it comes to a democracy nation. 

Freedom is an opportunity to make decision, to choose life's path, and to have rights to know. So, media plays an key role of the process. It should be the echo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be the reflection of public opinion. Of course, it's somehow inevitable that every media have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However, people always have opportunities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 to know and believe. In this respect, China failed to provide transparent public opinions, not to mention provide the multiple information chooses for people.

As for the protest against media monopolization in Taiwan, actually freedom of speech and news are with utmost importance because of the constitution. Although maybe, just maybe, the media group will consist of television, magazine and newspapers, up to close 50% of Taiwan's media industry, people still have the freedom of choice from 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everything. So, what matters most is how to filter your news materials and make your own value judge, which is part of democracy mechanism.

In fact, "media is the nervous system of a democracy." Not every media is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especially involving cross-strait political issue, so it would be kind of sensitive and controversial. Take away the political issue, then everyone in Taiwan could treasure and realize that they've owned the freedom of choice. 

「光明」的價值

客座寫手：Aaron

根據報載，台北市艋舺龍山寺昨天清晨開放點光明燈，上千位民眾徹夜未眠，排隊領取號碼牌。由於「黃牛部隊」充斥，燈座量瞬間秒殺，一張號碼牌最高可以賣到二萬五千元。25K，這個價碼已經高於常被社會詬病的年輕人起薪22K了，許多人乍聽之下都斥為愚民，但是若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而言，這些民眾是為了要獲得一種「不確定的快樂」，也就是希望，以降低他們對於未來的一種「不確定的痛苦」，也就是恐懼；而這種希望與恐懼併存的的狀態，就是「焦慮」（anxiety）的社會心理狀態。（註一）

「焦慮」最初的作用在於保護穴居人，使其不受野獸及敵人的侵擾；但如今我們社會仍存在各種的焦慮：害怕孤寂、擔心失敗或不被需要，這是普遍的社會現象無法避免，只不過人類會用盡一切方式來降低焦慮的程度。他們得寄託社會經濟的穩定，人際關係的共生共榮，但是目前我們的社會民主的進程已經到了一種接近民粹的偏斜道路中，社會中普遍存在著不信任與攻訐，民眾已經開始逐漸產生不知如何措其手足的心理狀態了。

曾經，Paul Tillich以「人民寧可要安全的權威，也不要恐懼的自由」來描述德國法西斯主義興起的社會心理背景。當然，此論點是否客觀仍有待商榷，但是就某種程度上而言，當時極權政府的確提供了惶惶人民從信仰真空的焦慮當中，獲得一種喘息。

反觀現在我們台灣應該相信什麼？政府已經如了破窗受人無以復加的扔擲石塊，且政策之間及政府部門間的齲語與扞格，加上民間團體及媒體的搧風點火各取所需，更加深了社會中的不信任感。雖然政府無法處理人民的焦慮，但是人民總是會處理自身的焦慮的，畢竟這是從開天闢地以來的人類本能。所以，雖然在台灣不可能有極權政府的空間，但是強而有力的民間宗教信仰讓社會中的焦慮得到了抒發，如Yi-Fu Tuan指出：「孩子的幻想是對真實的外在世界的真誠探索；但是，成人的魔法/宗教習俗，是人們為了對抗焦慮與恐懼的心理而建立起來的，這很可能是一種鎮壓、一種終結，是比房屋更加堅固而不可動搖的信仰。」（註二）

姑且不論那盞光明燈價碼是否合理、所費的時間是否符合經濟效益，因為雖然許多人認為一盞光明燈並無法確定得到什麼樣的保障與回報，但是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同時處理了點燈人民心中的快樂與痛苦，這提供一個管道與情境，讓他們可以相信未來一年的「不確定的痛苦」一定會轉換成「不確定的快樂」，這都會有效的降低了他們的焦慮感。所以這盞光明燈不是點在煙火繚繞的廟宇中的，而是點在每個人的心中。

只是，政府也要思忖，什麼時候要幫人民點起心中的「光明燈」了吧？！

註一：參見May, Rollo, "Meaning of anxiety"(New York,: Ronald Press Co,1950)中譯本參見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臺北縣新店市 : 立緒文化出版臺北市 : 紅螞蟻圖書行銷代理，2004）

註二：參見Yi-Fu Tuan,"Escapism"(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譯本參見段義孚著，周尚意譯：《逃避主義》（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2006），頁248。

「Meaningful gestures」的「存有」與「本體」思考

2012.04.30 邱偉雲


前些日子有個新聞報導(註一)有個外國小Baby由於從小接觸ipad而習慣用手勢輔助程式，被該程式宰制後，小孩的「肉身記憶」驅使他在看紙本雜誌時候，竟也在紙本雜誌上做「放大圖面」的「五指開闔動作」，而從這樣的「認知失調」狀況中，我們確實應當開始思考「數碼化」究竟是「幫助人」或者是「宰制人」呢？


除了小孩可能被「數位宰制」外，大人也不能倖免於難！能夠想像將來不用攜帶電子裝備，而只需要攜帶「肉身」出門，就能操控一切？或者根本不需觸及實物，就能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取得所要的資訊？這樣的「身體數碼化」，將「身體姿態」作為「數碼」來操控電腦的現象？可令我們反思，究竟是「肉身」操控電腦？或是「電腦」制約著「肉身」？而「肉身」是否從此會在被「電腦辨識系統」的宰制下，在路上看到的儘是一具具「重複相同動作」的「數碼身體」？這是我們需要進一步反省的。


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中提出了「圓形監獄」的結構，說明「觀看」與「權力」的機制，指出「圓形監獄」的「中央監視點」是「權力核心」，這樣可有效同時觀看管制所有犯人，故這樣的「圓形可視性」為「權力中心」的「全景權力技術」也提供管理的方便途徑。


而The Economist 中所引之報導則指出如kinect的手勢控制機制，即儲存手勢用戶的意圖，且可以用來設計圓形監獄，監視人的動作並給予想要的東西。但這樣的概念即與傅柯圓形監獄的權力核心為「中央監視點」相反，而是形成在百貨公司、博物館、公園、遊樂場遊戲的「人們」，成為一個「被監視」的對象，產生「看與被看權力位置」的「逆置顛倒」現象。美其名是人們可以透過「身體手勢」來對「電腦」發號施令，獲得想要的資訊或服務，例如文章中提到可以在商場中以「正確的手和手臂動作」，控制商場提供音樂的音量、或者將手掌當做頁面，商場中的「無盡電眼」會立即將你要購買的商品資訊與位置投影到你的手掌，這樣的技術看似「便利」，但別忘記相對的人們是暴露在無數的「電眼」之下，一舉一動的「肉身動作」都被「數碼化記憶」，而使「肉身」被「破解」成無數由01構成的「數碼」，這樣「肉身」的意義，甚至是「人之存在」，是否某個程度的被化約與制約，更遑論談到在「無盡電眼」之下人們的「隱私權」又該如何顧及？而人們又將因為這「無數電眼」的「監視」而產生何種「自我監禁」心態？誰又能坐擁操控與擁有這種「無盡監視權力」？而這些存有每個人「身體數碼」的「記憶裝置」又歸「誰」所有？


西蒙‧威廉姆斯，吉廉‧伯德洛在＜身體的「控制」-身體技術、相互肉身性和社會行為的呈現＞文中指出：「在每一個具體的情形中，我們所表現的姿勢以及與它們相關的儀式化的行為都可以說是我們自身的自我價值的道德象徵。」（註二）從這我們可以思考，在「代際轉換」下，短短不到一百年之間我們即要從「無數位時代」跨越到「全數位時代」下，人們要如何成功的完成「數位代際轉型」，而在「無數位時代」時「身體姿態」可以象徵與讀為一種具某種「自我價值與道德象徵」之「信仰儀式化行為」，但在「數位時代」下，人們的「身體姿態」所代表的「信仰」就不再是以往「人文化成」具有「道德自我價值」的「身體姿態」，而更多的是一種「數碼制約下的身體姿態」，則「身體」原本所隱含的「無限意義」即在「數碼化」下被「肢解」與「結構」，而「化約」了「身體」中所涵藏的「無限意義」。而原來代表「文化觀念」的「身體習語」也將成為代表「是否可為電腦準確辨識」的「身體習語」，「身體」不再被允許「隨意擺動」，而必須要「限制在某個電腦可辨識的範圍內」來「活動」，故也致使「身體習語」不再具有「多義可讀性」。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在《蘇魯支語錄》（Also sprach Zarathustra）說到：「我完完全全是身體，此外無有，靈魂不過是身體上的某物的稱呼。身體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而只有一義。是一戰鬥與一和平，是一牧群和一牧者。兄弟啊，你的一點小理智，所謂「心靈」者，也是你身體的一種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個工具，玩具。……兄弟啊，在你的思想與感情後面，有個強力的主人，一個不認識的智者—這名叫自我。他寄寓在你的身體中，他便是你的身體。」（註三）從這可以看出「身體」的「多義性」，但這「多義性」建立於個人可隨心所欲的發展姿態，然而在「數位辨識技術」的「正確可辨識機制」下必然限縮「身體」的「多義性」，則這便是一個關涉到「隱私權」、「肖像權」、「基本人權」，甚至牽涉到「存有學」的重大問題，在「數位化」之下我們要如何避免「人」被「數位異化」，是我們面對不可避免的數位浪潮，不斷開展數位技術下，一個必需審慎思考的重要問題！


註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8qIh5MWazA/
註二：西蒙‧威廉姆斯，吉廉‧伯德洛著，朱虹譯：＜身體的「控制」--身體技術、相互肉身性和社會行為的呈現＞，汪民安編：《后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頁數413。
註三：尼采，徐梵澄譯：《蘇魯支語錄》（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數27-28。

Meaningful gestures »

From cordless phone to phoneless phone KINECT, Microsoft’s video-game controller that registers a user’s intentions from his gestures, will be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if Chris

變/不變：當前拒絕變化的迷思反省

2012.05.27 邱偉雲


最近「證所稅」問題可以說是「吵的沸沸揚揚」，不過這「吵」的組成分子比較複雜。根據政府估計「證所稅」影響的朋友，即：約一萬個左右，在股票市場年獲利四百萬以上者才會受到影響而需要繳稅，若獲利不到四百萬之股民可不用繳交。不過這個議題問題真的不在於「繳稅」的「多寡」與「是否應該繳稅」？而是在於從「不需繳稅」變化到「需要繳稅」的過程中，這些富人究竟「獲得」什麼？當政府用一個法案要他們繳稅，沒有強力感謝這些人對社會貢獻，沒有告訴他們這樣某個程度上而言將會使他們獲利更多？就要他們從不用「繳稅」變成「要繳稅」，這個問題關鍵真的不在於那些對他們而言如「九牛一毛」的「零頭小稅」？重點是在於他們的「被剝奪感」，不管一塊、五塊，你要我繳稅總是要有個合理的理由與交代？這就是一種「感覺」的問題。因為政府忽視了「被剝奪感」與「感覺」問題，不管是「證所稅」被「無限上綱」到所有「股民」都反彈；或是物價波動幅度雖不大，但仍造成「民怨四起」，基本上這都是同一個「命題」：不在徵稅金額與物價調幅大小多寡，而在為何人們要接受從寡到多、從不用繳到要繳稅的變化？思考其中關鍵我想可從人們對「變化」的「恐懼」論起！


基本上，人們都有「追求秩序」與「逃避變化」的內在需求，因為「變化」就表示著「不安全」，因此在「安全感」為人類重要需求之時，提倡「變化者」，往往需要與更多「不想變化者」起衝突。


然而這些「不想變化者」其實也沒這麼多，而且也還可以分出層次，例如在「證所稅」中，一為「最不想變化者」：當然就是會被課徵到證所稅的朋友；二為不會被課徵到證所稅的股民。對於第二層次的「不想變化者」，基本上是一群加入到固定團體以求「逃避變化」的人群，如段義孚指出：「雖然逃避的方法多種多樣，但是一個人若想逃避孤獨、脆弱和自身不斷的變化，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融入群體，融入這個群體中為數眾多的固定小團體當中。」 （註一）因此這些人逃入性質相同的「股民團體」中來「避免變化」。第三層「不想變化者」是一般百姓，他們不管「證所稅」是不是與他們有關，他們反對變化的重點是：「政府要稅，人人買單」的強制性，因為今日成功收取「證所稅」，雖針對「富人」，將來難保不會將矛頭指向一般百姓收取一些針對「普羅大眾」的稅，因此這些人是將「證所稅」當成一個「象徵」，象徵著政府的宰制公權力究竟可否無視民意而對人民利益進行侵犯，一般百姓反對或未正面支持「證所稅」者當是在此立場；而最後當是某些因特殊立場為反對而反對的朋友，這些當然就是另一個議題了。以上可知「不想變化者」成員動機複雜，但仍可歸結出其共通性即為：人類「逃避變化」的「安全性需求」上。


但也許有人會問，既然人們有「逃避變化」之本質，為和人類可以「進化」？其實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的「變化」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例如資本主義社會造成人們必然得從「緩」變化至「快」以免被社會淘汰；又如「政權變化」造成中國得從「辮子頭」變化至「西裝頭」以免被冠上「迂腐」之名；又如「氣候變化」使得人們要從舊有成衣設計思維變化，創造出「穿脫快速」適合夏天的「涼感衣」與冬天的「發熱衣」，來回應「氣候異常」之「極冷極熱」的天氣變化…這些變化都是人類不能選擇的，因此也無法「逃避變化」而「不得不變」。


說到氣候變化談個題外話，近日新聞指出歐美譴責中國阻礙了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這其中當然有諸多國際、外交、利益因素，但我所關注的是「氣候變化」這個議題，記得孟德斯鳩《法意》一書認為氣候冷熱會影響人之身體，致使「熱帶」與「寒帶」居民精神性格不同。（註二）當然孟氏言論有待商榷，不過想是有部分道理的。在南部住了二十五年的我在北部住了五年之後，其實自己感覺上在南部之時由於天氣悶熱，確實有燥、煩之氣感，但在北部相對較為沉、靜，因此孟氏之論若有部分正確，則人類在「氣候異常」的今天，是否也會因為「氣候」的「忽冷忽熱」、「極冷極熱」的「異常變化」，而造成人們某種程度的「精神性格異常」？而產生了現在新聞中光怪陸離的各種「失常」呢？這許是氣候學家、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可以加以觀察的一個有趣時代命題。


回到「變化」這主題，正由於「逃避變化」是人類本質，所以才有「變的哲學」出現。如中國自古即有「變的哲學」，孔子作為「聖之時者」即顯示其「與時俱進」的「變」，而「變」之思想又可以清初三大家之王夫之為代表，其主張「反固主變」，而「變」即在於「物來」、「氣往」之間，可以說是在「往來之間，無時不變」。然也正因「不變」所以要「變」，但在「逃避變化」的安全性需求下，往往「不變較易，變化較難」。


不過從不同立場上講，「變」與「不變」是同一體兩面的，即「變中不變」與「不變中變」。以日常生活為例，同一道食物或同一種氣味，就蘊藏「變」與「不變」，能細緻體會者，就能感覺到食物或氣味之變，如「回甘」或「前味」、「中味」、「後味」等等，當然如果「無知」或「麻木不仁」者，就會感覺不出來「變化」的過程，這種人我們若經過一定的訓練，也是可以感覺出「變化」的存在。因此「變化」與「自覺體察」有正面關係，即唯有「自覺」去「體察」事物者，方能感受到「當下變化」，否則就會隨變化之流變化而不自知。


從此說來，「變化」往往是一種「多元詮釋」，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一種「他感覺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往往帶有「個人性」、「經驗性」的體察，故「變化」也是一個「詮釋學」的問題。正因「變化」是一種「詮釋變化」過程，故要觀察「變化」，當從「話語系統」的「變化」來觀察與證明，所以對於「變化」的描述，可從「話語系統」改變之過程掌握，例如從以往的「俊」、「美」變成現在的「正」與「不正」、潮、炫、奇等等，都顯示著觀念的變化。而當我們理解「變化」為何物之後，我們接著提問既然人們「逃避變化」，則我們又該如何人為地「造成變化」？


由於「逃避變化」的「安全性需求」，造成「變化者」要實踐「變化」必然得有一些方法，否則「積極變化」就會變成「革命」，為了避免造成強烈反彈，最好使用「消極變化」的方式來「潛移默化」，而這些方法有哪些呢？


第一是「話語系統」的「變化」：由於「話語系統」會影響人們思考方式，故要使人們「觀念變化」，以「話語系統」作為「變化工具」，自是一個有效地方法。如為了改變社會對於聽障朋友歧視的現象，用「失聰」、「聽力受損」等言論來取代「聾」這個字。（註三）透過「話語系統變化」，當可促使「既有觀念變化」。


第二是「時間空間」的「變化」：在「空間變化」上如埃及以金字塔建築構型鞏固了其中央王權的觀念，而希臘城邦從衝突中知道了「和諧」，因此從「變化」中追求「秩序」，成為「柱狀排列」的秩序結構。（註四）由此可知「空間變化」與「觀念變化」之間的相關性；而「時間感變化」與「觀念變化」相關，如在從「慢」到「快」的「時間感變化」中，造成飲食習慣從「吃飯皇帝大」到「速食」觀念的飲食觀念變化；在美感設計方面，也伴隨「時間感變化」有從「繁複穿戴」至「簡約著裝」之變化，這些都是在「時間感變化」下所產生的「觀念變化」現象，故要使人們能「接受變化」即可從「時間空間」的「變化」中著手使人們「默化」。


第三是「歷史記憶」的「變化」：人們的「變化記憶」總是想像著自己從哪時候開始變化轉折，但此轉折總是在某些「選擇性記憶/失憶」之下完成的「變化論述」，而這樣的「選擇性變化論述」總是在以「形構某種變化論述」藉以象徵某種「重生」、「新生」、「蛻變」；以及「刻意遺忘」某些「黑暗」、「不快」、「仇恨」的意圖下完成。故「歷史記憶變化」總與「新生」與「遺忘」密切相關。而透過對於「歷史記憶」的「論述變化」，也可造成人們的「觀念變化」。


第四是「身分認同」的「變化」：因為身分變化會造成自我身體規訓變化，如Elias指出貴族從戰場上武士身分轉移到宮廷中侍從身分時，其必須要求自己的談、吐得宜，並修正自己的眼神如眨眼的方式與姿態等等。（註五）因此若能形塑人們某些「道德」認同，例如使人們能夠重新理解「富人有義」，以及「有能力者照顧人們會有福報」等「美德或陰鷙觀念」，我想富人們是不會吝於那「證所稅」的，重點是政府收稅的方式過於粗暴，令人產生「被剝奪感」，若能先使「觀念變化」或是以「同理心」來與富人們先行溝通才端出政策，令訊息溝通管道流暢，而不要造成「政府下令，人人買單」的現象，應該會降低人們對於「變化」的反彈。


上述四個方法，是基於「消極變化」下，使人們從「逃避變化」的「安全性需求」中，可逐漸達成「潛移默化」的方法，而這也是從古往今來之統治者、上位者使人們「消極變化」的方法中歸結出來的，當然還有很多，此處不暇論及。不過總而言之，要使人們能變化，當不能「過急」、「過快」、「過速」，否則就不是「和平默化」，往往造成「衝突革命」。


不過正如前文所指出，「變」與「不變」是一體兩面，人們雖然有「逃避變化」之本質，但也有「追求變化」的渴望。例如人們的「旅行」、「移動」、「消費」就是為了「追求變化」。如以「變化」為目的的「移動」：呈現出新、舊之間的對話、過去、未來的對話、醜陋、美麗的對話、餓、飽之間的對話，在移動的行為中，都具有一種典範轉移的變化性質。在「移動變化」之後，不僅物理學上的地理空間具有轉移，或是形上學上的心靈空間轉移，都會產生前後不同的現象，不是身體上的變化也有心靈上的變化，這就是「移動變化」的對話性。故當我們「不斷移動」之際，即能透過不斷的自我與他者對話，或是自我與自我對話而產生「成長變化」，而這些都是人們在「自我實現需求」下的「追求變化」展演，故人們也是「渴望變化」的。


然而請注意，若我們同意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逃避變化」的「安全需求」是在「追求變化」的「自我實現需求」之下，故決策者當先理解要「先解決人們逃避變化下的安全需求問題」，才能期待人們能夠理解並接受決策者所帶給我們的「變化」，也才能使人民基於「追求變化」之「自我實現需求」下樂意的、不具被剝奪感的支持政府的「變化政策」，若是決策者不能理解人們的情感需求層次，在未能滿足人們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之前，就想用政策迫使人們「變化」，那就是一種造成衝突的「摧折」、「宰制」行為了。


不過總結說來，人們絕對是需要「變化」的，因為「時間」、「空間」在變化，甚至自古以來認為「永恆不變」的「天道」也在變化，例如「地球」的劇烈轉變，因此沒有絕對不變的東西，甚至你、我都時時在變化，前一刻的我與後一刻的我也具有「變化」，可以透過「測量變化的工具」：手錶來證明。故決策者需要思考的是：每個人都知道「變化」的存在與必要，那麼某些人將某些「變化行動」加以「妖魔化」、「污名化」的意圖與動機為何？當是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問「為何人民都不變化？」這樣不著邊際的問題。決策者應當與「問題」產生「距離感」後，理解「問題癥結」並解決，才能有效的處理人們「不想變化」、「不願變化」、「不感變化」的「三不變」原則。


與「變化」觀念相關的論述極為豐富，包含著「變化的儀式」、「變化與自由」、「變化必然經過互動過程」、「變化需取得平衡」、「變化在於重新理解」、「變化與週期循環的不變」、「變化與情感」、「變化與核心/邊緣」、「變化與秩序」、「變化與不確定性、可能性、矛盾性」、「變化與肯定/否定自身」…等等，「變化觀念」可說是包羅萬象，但卻可總結「變化」必然得「向上提昇」，否則「向下沈淪」的「變化」，我們為何要接受？


基本上，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例如我們現在的網路空間就不斷造成人際關係距離感變化；但人們也無時無刻在逃避變化，如加入固定群體、會黨、學會、協會、教會以防止變化。而「逃避變化」的關鍵乃是在於「變化」總是會伴隨著意外的干擾、危機、風險，正因如此使人們「逃避變化」。


故要讓人們能接受、甘冒「變化風險」，必然得讓人們「相信」。相信什麼呢？相信這樣的「變化」是能夠讓「接受變化者」賺到更多的錢，能讓我們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保障無虞甚至更好，更為幸福！因為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即：如果不能「變化的更好」？那我們「為何要變化」？因此「如何讓人們相信變化會更好」，而不是「變化即妖魔化」當是目前一個決策者需要重視的問題關鍵所在，也值得人類來來共同思考「變化的真諦」！




註一：段義孚著，周尚意譯：《逃避主義‧導言》（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2006年），頁數20。
註二：楊彥彬：〈旅遊、閱讀與實驗觀察:孟德斯鳩 氣候論的構思及其時代意義〉，《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4 期（2010 年 12 月）,頁 223-294。
註三：（美）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台北：群學，2010）
註四：蔣勳：《此生- 肉身覺醒》（臺北市：有鹿文化，2011），頁27。
註五：（德）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的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一卷：西方國家世俗上層行為的變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頁327。

楊志良挺劉憶如 「賺多就得多繳稅」 | 證所稅雜音不斷 | 財經產業 | 聯合新聞網 »

衛生署前署長楊志良又開砲，指被財團豢養的「利」委，修法降有錢人的稅，甚至利用民粹，阻礙勞、健保費率調升，吃虧的還是老百姓。他支持財政部長劉憶如開徵證所稅，「賺得多本來就得多繳稅」，才對得起良心，符合公平正義。

論「邊緣」：邊緣的純粹與神聖

2012.06.14 邱偉雲


「文化」從「邊緣」進入「核心」固然可喜，但要避免進入「核心」後反過來壓迫「邊緣」，這才是關鍵，說到「邊緣」則就從幾個面相來泛談「邊緣」。


首先從「觀念」角度來看主流/邊緣問題：觀念史學家Lovejoy曾指出觀念具有「中心」與「邊緣」的差別，故我們觀察「觀念」之際，要觀察「觀念」從「中心到邊緣」或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並開鑿架構出這兩種路徑的「語境」，才能較好地描述一個觀念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稱為「觀念的旅行」，即「觀念」在「中心」與「邊緣」相互行進的過程。如中國自古以來即具有「重農抑商」的觀念傳統，但到了清末民初之際，由於歐美以商業征服、殖民世界，產生「商戰」勝過「兵戰」、「學戰」的普遍共識，故自1862年開始中國也萌生「重商」觀念。（註一）從這我們可以看見「抑商」觀念在清末民初的時代命題與社會危機下改變為「重商」觀念，「抑商」觀念便從「中心觀念」成為「邊緣觀念」，這即可以看出「觀念旅行」中「從中心走向邊緣」的旅程；而「從邊緣走向中心」的觀念旅行就可從現在政府「富人稅」、「證交稅」、「奢侈稅」等政策法案的提出中看出，呈現出從清末民初以來的「重商」觀念返回傳統「抑商」觀念，這即顯示「抑商」觀念在「觀念旅行」中「從邊緣再次走向中心」的過程。因此「邊緣」與「中心」並非絕對不變，而是會隨著時間、空間、語境的改變而轉移的，正如「文化」從「邊緣」走向「核心」一般。


接著我們回到個人來談談「邊緣」，從「安全感」的心理基本需求角度談人們「避免邊緣化」行動。人人都需要被人記憶與認同等安全感需求，一旦有人忘記你而叫不出名字就會感到些許失落，因為人們內心害怕被「遺忘」，因此才有「虎死留皮、人死留名」這句箴言。而在人人都想「避免邊緣化」的動機下，採取透過「他者」來確認「自我」的方法，在此之際「跟隨」（Follow）這個觀念就出現了。因為可以避免「被邊緣化」，渺小且隨時可能被「遺忘」的人們，會嘗試「跟隨」（Follow）「主流者」的言、行、舉、止，試圖避免被「遺忘」與「忽略」，進而被「放逐」至「邊緣」。因此，參加最多人的臉書社團然後每個訊息按個讚、討論最夯的話題說個沒有意義的一行文、Follow最新的日劇說「男女主角怎麼這麼會演」、欣賞最潮的電影完後對還沒看過的人說「真是太好看了，那個劇情真棒」。現代社會的「跟隨」（Follow）現象已到了無可收拾的地步，甚至產生「類教主」的現象，只要某個明星、名嘴隨意發一個心情「今天早餐的紅茶真好喝」就會引來數以百計的留言「早上喝茶傷胃」、「哪一牌的紅茶這麼好喝」、「你早上都只喝紅茶嗎」、「那是有激動的事情需要淡定嗎？」諸如此類的「一行文」會在「搶頭香」的心態下叮叮咚咚的出現，這時間可能是早上八點正在上班、上學時間，可能是半夜三點熟睡時刻，卻仍有數百的人「跟隨」（Follow）著「類教主」加以「朝拜」，而深思其因，某部分是一種深怕在世界中被遺忘與邊緣化，企圖講個「一行文」讓大家知道世界上有「自己這個人存在」的心理動因在驅動著。


許是當代人們缺乏某種「心靈歸依」，有宗教信仰者可在宗教大我群體中感受到「我群」的存在避免被「邊緣化」；但無宗教信仰者只好就從身旁尋找「認同群體」，透過依附著由「潮」、「夯」、「火紅」、「炫」、「奇」等話語系統所組成的「最多讚的議題」、「最多人轉載的youtube」、「票房最高的電影」，然後不論是否「深切了解該議題」、「是否了解該電影」，彷彿只要「按著讚」、留下「一行文」：不管是「xxx好爛」、「xxx腦殘」、「ooo真的很有gut」、「www你要負責」、「qqq真的很難看」、「yyy不看會後悔」......彷彿如此「說上一句話」就能成為「主流分子」而不被「邊緣化」！但說這些「一行文」的「跟隨」（Follow）背後的發言者是否想過「為什麼？」以及「我為什麼要這樣說」，這些問題似乎沒有被認真考慮，因此在沒有認真思考下「跟隨」（Follow）行動就成了「盲從」了。而躲在「主流討論串」的「話語結構」中，似乎也不用「負責」，因此產生某些人「落井下石」的「暴力公審」現象，為了「確認自我存在」而「避免被邊緣化」，跟著大家說「這個人好爛」、「這個人該死」、「這個人怎麼會被生出來」等等「一行文」，深怕沒回幾個字，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以及懷疑自我是否真的存在？而這即是透過「盲從」來避免「被邊緣化」的行為。但「暴力公審」下的發言者是否想過自己說這「一行文」背後的「理據」為何？「立場」為何？原先想「避免被邊緣化」的「一行文」，其實反而令發言者完完全全的喪失自我意志而成了「毫無自我」與被煽動的「極端邊緣人」，因為連主導自己話語的能力都沒有，只能「盲從主流話語」，這樣「喪失自我」來取悅「主流者」是否值得呢？反觀當「文化」從「邊緣」進入「核心」時，是否會為了「盲從主流話語」而「喪失自我」呢？也是個重要問題。


其三從「中心」與「邊緣」的「話語系統」與「實踐行動」來談。我們常見對「邊緣」的描述話語系統，大致是「流放、流亡、放逐」到「夾縫、底層」的「失序、另類、非主流」一群人，通常具有「詭異、怪癖」等性質，發言多為「異端、邪說」。而「中心」對待「邊緣」的態度有兩種，最常見的待遇就是（一）「忽視」與「消音」，當然也有那種「無法忽視的邊緣人」，但即使有這樣的人、事、物，也還是會在一段時間後因為「主流」的「無視」而被「自動消音」進而忽略；（二）但仍有些人、事、物，因為持續不斷地危及「秩序」，而遭受「主流者」的「壓迫」、「醜化」、「監禁」、「圈養」等等。舉個例子來說以前說要在萬華蓋「遊民收容所」，這舉動就是想把「邊緣」加以「圈禁」，然後為「合理化」其「圈禁」便加以「醜化」、「妖魔化」、「污名化」邊緣的人，說他們骯髒影響市容、衛生，並具有「暴力攻擊性」等等。因為「主流者」感覺這些「失序邊緣人」可能會危及「秩序」，並認為這些「邊緣人」像「毒瘤」恐怕會擴散影響其他「主流者」，因此就想辦法「封閉」這些「邊緣人」，蓋「遊民收容所」加以「圈養」看來是「主流者」最好的作法。但基本上這就是「主流者的壓迫」，因為「主流者」從「邊緣人」身上看見「不安全」、「失序」、「不受控制」等特質，故將這些人「集中管理」是最好的方法，而這就是「中心對邊緣的壓迫行動」。因此審視每個政策、法令、行動是很重要的，以防止自己有天受到「主流者」的「壓迫」而不知所措，換個角度想「文化」從「邊緣」走入「核心」，究竟是「文化」自己的選擇？或者是某種變相的「收編」？或者是「主流」恐懼「文化」的「邊緣性」與「失序性」，故而設立某個單位來「圈養」著「文化」？一方面防止「作亂」，一方面便於「管束」，這些也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其四，別以為自己永遠不會成為「邊緣人」（註二）就忽略這個觀念，因為大家都有很大的機會成為「邊緣人」，如那些被貶謫的高官，如那些失勢的政客，無不是「從中心被放逐至邊緣」，故「邊緣人」乃是一個「光譜性」觀念。但「邊緣人」並不一定就不好，因為「邊緣人」往往具有最為敏銳地眼睛，冷眼的看著「主流的那群人」在玩什麼把戲的能力，也許因為「當局者迷」，如在社會上最能看清人情冷暖的不會是「主流者」，因為「主流掌握權力」自然「鬼遮眼」的看不到「民間疾苦」，唯有「邊緣人」由於「未掌握權力」，因此可以用「火眼金睛」觀看這個世界。當我們到一個城市旅遊，跟旅遊團去踩那些擁有「到oo不看xx一定會後悔」美名的「核心景點」，倒不如私訪一些「邊緣景點」更能深刻掌握城市的面貌，因為「核心主流」周圍擁有太多「虛偽」與「造作」，但被視為「邊緣」的人、事、物，由於「邊緣人」具「瘟疫性格」故會被刻意忽略，「邊緣人」正也因此才能完整保存真情、真相與真理。正因如此所以才說「禮失求諸野」，「主流的禮」會受到各種力量的「操弄」而「變質」，反而「邊緣的禮」由於被忽視，就少有外力衝擊反而能維持「本質」不改變。所以當我們「位居主流」時要看到真相，聽到真話，請到「邊緣」去找，想在「主流地區」找真相，無疑緣木求魚，如果不知「親近邊緣」甚而「畫地自限」於「主流」者，那聽到假話、看到假象，而始終被蒙蔽於「主流虛偽」中等待被唾棄進而「被邊緣化」，就是指日可待之事了，因此「文化」從「邊緣」進入「核心」後，更該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邊緣性格」而不能被「收編管制」，才是「文化」之福。


從上面可以看見「邊緣」觀念的各種優劣面相。而認為「邊緣」可以「保持自我」並選擇「自我邊緣化」的人也請注意了，因為「自我邊緣化」要承擔「主流話語失語症」的危險，你可能會無法正常地與「主流者」溝通對談，因為「主流話語系統」與「邊緣話語系統」不同，「主流的經典」是「邊緣的邪說」、「邊緣的經典」是「主流的狂言」。但不與「主流」溝通卻也有好處，即可以保持「邊緣」的神聖性與純粹性。正因為「邊緣人」無需「盲從」的放棄自我，因此可保留更多的純粹性；正因為人們具有「跟隨」（Follow）主流的內驅力（註三），故「邊緣人」更顯難得與令人恐懼，因此始終可以保持其不被「染污」的神聖性。以故高山大河、窮鄉僻壤的聖地，正因其「邊緣」而令人感到「神聖」，而信徒也能在從「中心」旅行至「邊緣」的路途中，完成一種神聖與純粹化的中介轉換，因此「邊緣神聖」與「邊緣純粹」即令「邊緣」感到「自傲」與「自豪」。想是如屈原從「中心」被放逐至「邊緣」時的一句「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無非是「邊緣人」最深層的告白，既訴說著「無人懂我」的無奈，也顯示出一種「邊緣神聖」與「邊緣純粹」的自豪感。故「邊緣人」往往不覺得「邊緣」為「惡」，甚至自豪身為「邊緣人」，這即是一種「自我邊緣化」的關鍵心態。而在「邊緣人自豪感」的狀況下，甚至會冷眼訕笑「中心」，如長沮﹑桀溺「虧」孔子就是這種呈現。


但不知大家是否觀察到「邊緣」這個觀念逐漸成為一個「主流的」觀察對象，即將「邊緣」作為一個特殊對象去關注並加以挖掘其特殊之處，進而產生一種「邊緣美學」的主流思潮，如嬉哈（Hip Hop）、塗鴉等等。從這看來「邊緣」又成為某種「另類主流」，而我想「邊緣」不再被「忽略」而受關注之關鍵，即在於「邊緣失序感」能令現代人在過於機械化、秩序化、理性化的生活中，感受到「失序的平衡與美感」，進而追求「邊緣失序感」，正因此「邊緣美學」與「邊緣文化」也應運而生，在這個時代「邊緣」也就不那麼「邊緣」了。不過回到正題：以往「文化」相對於「政治」屬於「邊緣位置」，但如今進入政府核心後，該如何避免「異化」為「政治文化」，或者擔任化妝師來粉飾「政治」成為「文化政治」，「文化」該如何保有以往身處「政治邊緣」之「文化純粹性」與「文化神聖性」，想是一個現下重要並值得省思的課題！


註一：參見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註二：美國社會學家帕克所提出的「邊緣人」概念（marginal man）參見帕克：〈人類的遷移與邊際人〉，收入周曉虹 主編：《現代社會心理學名著菁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註三：參見Eric Hoffer，梁永安譯：《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台北：立緒，2004）

文化部揭牌！ 龍應台：文化將從邊緣進入政府核心 »

〔記者李玲玲／台北報導〕文化部今(21)天揭牌，龍應台接任首任文化部部長，總統馬英九及行政院長陳冲也前來見證歷史性一刻。龍應台致詞時表示，希望未來是政黨服務文化，從邊緣進入中央政府的核心。

論「品德」：品德觀念的去樣板與當代詮釋轉化

2012.06.18 邱偉雲

直接將「品德」認定為「偽善舉止」，犯下了「觀念平面化」的錯誤。因為在「觀念立體性」下，在不同的言語、詞匯、行動、語境中，各自配出不同的意義，直接將「品德」醜化、污名化、妖魔化、標籤化為「做表面工夫」，就此點而言即是對於「品德」觀念一項片面認知。既然「片面」，站在觀念史家的角度，自然得對於「品德」觀念進行還原工作，以避免「品德」觀念在「意識形態」操作下，由於成為「掌權者的工具」而蒙受「不白之冤」，「品德」觀念何辜？要被視為「偽善」。因此我們可以來談談「品德」觀念，觀察究竟除了片面「做表面工夫」一層意義外，此觀念尚具有哪些內涵？以及討論「品德」是否已經過時而需要被淘汰？或者是經過當代詮釋轉化而能賦予其新的觀念內涵？即為本文討論的一個重點所在。首先我們可以先提問何謂「品德」？以及是誰的「品德」？以及在哪些「語境」下的「品德」，先進行「觀念脈絡化」的還原，當可「具體」且「立體」的理解「品德」觀念。

    「品德」觀念有很多不同的觀念內涵，且會隨著時代命題而改變，如Plato在《理想國》指出人有三種品德，即「智慧」、「勇敢」、「節制」；而Montesquieu則在其「民主共和制」觀念下認為「品德」即「愛平等」，這是在不同「時代命題」與「社會危機」下所產生的「品德」觀念之「異質詮釋」；再從「身分」角度來看，也有所差別，如虔敬派的「品德」是「職業忠誠」、「屈尊謙卑」，而清教徒的「品德」是「禁欲」與「積極自制」，故從此可知不同宗派也對於「品德」有不同理解。綜上可知「品德」觀念也有層次性，故用「樣板式品德」來要求「同一」顯然太過「化約」與「霸權」，如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中指出「仁愛」這種美德需要優越的情感、高度自我控制，並非凡人可做到，而一般人只需做到「品德」即可，因為「美德」是卓越、高尚、美好的「品德」，故墨子的「兼愛」可視為「美德」，但這種愛人如己之胸懷卻非一般人能有，即便連孟子都無法做到而責墨子為「無父」之人，若連孟子都無法勝任「兼愛」，如今卻要年輕人尚未體察「侍奉父母之心」就去侍奉「他人父母」，豈非強求年輕人去學作「聖人」而令他們自我「異化」為「偽善」之人嗎？故就此點而言「品德」=「偽善」無疑是合理的論述。

     然「品德」觀念的社會控制是歷來即被掌權者所使用，故掌權者會塑立合於社會控制的聖賢形象，以此來建構對於「品德」的記憶，並逐漸內化於百姓之中，如C. K. 楊指出：「人們普遍發現，任何文化---無論簡單還是複雜，都會發展出某種方式來紀念那些品德高尚、或盡心盡力地服務公益的著名人物，人們更會以特殊的方式表彰那些因公殉職的人。其目的就是引導後代效法楷模追求高尚品德，並支持文化系統的價值取向。」（註一） 而「品德」觀念正是因為自古即被「掌權者」所「操弄」，而建構了其在一般普羅大眾記憶中的負面形象，正如以上所示，「掌權者」的「品德論述」目的在於要一個「有序」的發展，但卻忽略「品德」觀念絕對不是「政策」可以培養的。決策者可能不太了解歷史，因為自古以來政府以「孝廉舉士」之政策，明裡是為了「鼓勵孝道」，但卻不知這卻形成了「偽孝之風」，決策者不管「動機」而只管「結果」，只要能營造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之社會假象，就能維持「表面秩序」，誰還管到底「孝廉」或「志工」的「動機」究竟是否良善？是否出自自願呢？而人們為了求得一官半職，就「偽孝侍親」，在「功利性目的」下，也會逐漸把原生的「親子天性」給消磨殆盡。而在上述的「上下交相賊」心態下，扭曲並形成中國人數千年的偽善心理，決策者只重「結果」而不正視「動機」，將足以將年輕人帶往更為「虛假」的世界，這絕非一個向善的過程。

    然而「品德」何辜？只因「決策者」重結果而不重動機的政策所構陷，這是「品德」觀念的不白之冤！我們切勿因為「決策者」將「品德」觀念作為「工具」與「口號」，而在「意識形態」下為了反對「政策」，就一併反對了被「決策者」拾去當「口號」的觀念，猶如一百年前康有為本為最先提「平等」觀念之知識分子之一，後來卻因「平等」觀念變成革命黨人的「工具」與「口號」，導致康有為竟也攻擊起「平等」觀念來，而令其蒙上觀念前後矛盾的「美名」。其實我們可換個角度，只要將「品德」觀念加以「立體化」地撐開，清楚地架構是「誰的品德」？而該「品德話語系統」為何？分析「決策者品德」的簡單思維架構，並從中破解其「觀念預設」，立體且宏觀的還原「品德」觀念的千萬面相，取回「品德」觀念的發言權，自然可以抵禦那「偽善品德」的傷害，萬莫因「意識形態」之爭而冤枉、捨棄「品德」觀念才是正確的理解方式。

「偽善品德」的觀念結構

    「品德」觀念被視為「偽善」，是因為當前政策無視中國的道德觀念與人人關係，是建立在「尊尊親親」的「關係主義」（註二）結構中，先能對父母好，才是「品德」教育的前提，若對父母皆未能盡孝，就讓年輕人去育幼院、養老院進行「博愛」的「實踐行動」，則豈非「迫使」年輕人扭曲心性？尤其是政策忽略了當代人人關係的改變，這代的年輕人父母子女之間已如「朋友」而非傳統的「父為子綱」的思維結構，豈能「複製」傳統「父為子綱」的思維結構去令年輕人對「非血緣者」從事「侍親」的舉動呢？孟子曾責墨子「無君無父」即是在於墨子視自己父母與他人父母如一，則這樣的「博愛」具有宗教性，而決策者「枉視」當代「觀念結構系統」早已與封建時代不同，不先從「觀念的當代轉化詮釋」入手，就用「政策」變相地「逼迫」年輕人去「偽善」的「侍奉」那些「非血緣者」，這豈非違反了中國人「關係主義式」的「愛」，讓年輕人感受到的只會是「我連我的父母都沒這樣侍奉、陪伴了，為何還要來陪你們這些人？如果不是為了考試、成績？我才不會來陪你們呢？」而年輕人的父母親則會想：「這兒子或女兒，平常回家不是關在房內玩遊戲不然就是出去外面玩、或者是自顧自的看電視，也沒有陪我下過棋，好好地說過話，如今為了考試、升學竟去陪伴外人下棋、聊天，豈不怪哉？但為了兒子、女兒的升學，也只好讓他們去做這些志工服務」試想這些父母的心情多麼割裂與矛盾，親手將自己的兒女送去「奉養」他人，而自己也未曾被「如此奉養過？」再論那些被指定「奉養」的單位，單位中的孤苦貧弱者只會在這些「為了升學」而來進行「志工服務」的年輕人身上，嗅出濃濃的「目的性」，非出自真心的「接近」難道不令人感到虛偽、造作？宛如電影《桃姊》中養老院在逢年過節時政府單位或學生單位「例行性關懷」，都是在「視覺媒體機制下的偽善行動」，難道建構這些「偽善」就是決策者的「目的」？

「品德政策」的觀念誤區

    綜上，「品德」=「偽善」亦為有理，因為決策者罔顧了三方面人的感受，即：一、年輕人：無法合理地自我解釋為何連父母我都沒如此陪伴了還要陪伴別人，只能為了升學所以「扭曲」、「異化」自己，坐實了提早學習表面工夫的評論；二、「年輕人的家長」：親手送子女去「陪伴他人」，為了升學政策而低頭傷害了為人父母也想獲得子女陪伴的渴望；三、被作為「偽善侍奉角色的朋友們」：這些朋友既已因諸多問題而進入社福機構，卻又見「人格異化」的年輕人來「偽善侍奉」，便會產生如桃姊一群人感到「踐踏感」與「糟蹋感」（註三）。因此此次「志工政策」犯下幾個誤區：1.將「品德」觀念強制化、權力化、政治化、暴力化為一個沒有「內驅力」而只訴諸「政治目的」的「尊卑品德」，令「尊卑體制」外在強制式的「復魅」於「當代」，只注重「品德的表象行動」，卻罔顧語境與各方朋友的內心因素，幻想還原「品德」口號就能回復以前的美好時光，這是第一個錯誤；2.將「品德」觀念社交化、公開化、款示化為一個沒有「內驅力」而只訴諸「功利目的」的「形式品德」，令年輕人不斷地在「扮演」，在「扭曲身體與意志」，屈服於「權力」而在「共犯結構」下建構起所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能有養」的「偽善世界」，這是第二個錯誤；3.為了速成此政策而不先從「觀念轉化」入手，就急於推廣「口號」，使得「品德」的「權力教化性」令此觀念「表面化」與「罪惡化」，導致人們厭惡「品德」觀念！然而當我們問這是「誰的品德」即可明白「政策品德」只能顧及表面，這也象徵政府擅長利用「媒體」，以為營造出一個「鰥寡孤獨廢疾者皆能有養」的「偽善世界」就是「天下太平」，卻不知造成了「年輕人」更為深層的「心靈異化」與「認知扭曲」，這是第三個錯誤。

那究竟「品德」可以如何理解呢：彈性化、私有化、時尚化

    首先是「品德」要能夠呼應當代語境，需先能去除「品德」觀念的僵化現象，而製造「品德」的「觀念彈性化」，避免傳統的復古與複製，需進行有機的反轉，令「品德」觀念與當代語境能夠混種、跨界、共生，避免「品德」觀念的「典律化」，賦予當代個人進行「品德」觀念重新詮釋的權力與可能。

    其次，「品德」在當代應有「觀念私有化」的形式，即每個人可以定位自己的「品德」，每個人對於「品德」的定義與認知不同。在「個人主義」成為普遍價值之際，用傳統那套「樣板式品德」來規訓年輕人實不智之舉，不如以「品德」觀念為主題，請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其自認為的「品德」之事，不用局限於要去哪幾個「合作單位的社福機構」，若年輕人認為在家裡陪伴父母、幫父母買醬油即是「品德」則亦無妨，只要年輕人能夠「清楚說出」其認為「某項實踐行動」為何是「品德」之緣由，即可認證。則一來可以令年輕人對「品德」觀念有所自我分析、理解、詮釋的空間；二則也可借此研究年輕人當代的「品德」觀念的轉化；三則年輕人能從其「自願」且「自認」為「品德」之事入手，興許是在家庭陪父母看連續劇、在斑馬線斥責越線的汽車、在電影院斥責插隊的人、在網路遊戲中幫助新手熟悉遊戲..等等，只要年輕人能理解作為「品德」的「互助」與「博愛」等觀念內涵的話，在「網路遊戲」中的博愛濟人，當個補師施法補血，看到紅人亂砍人就挺身而出維護正義，又豈非「品德」觀念的「再現」，故將「品德」觀念時尚化、大眾化

當代化更是當務之急！

   若持續實踐政策而將「品德」觀念規訓化、知識化、工具化只會使「品德」觀念停滯與死亡，因此當代不應將「品德」觀念神聖化，反而應當除魅化，還原「品德」觀念最為貼近生活的實踐，而非大張旗鼓、大廢周章的令年輕人「刻意尋覓」那「實踐品德」的「造作機會」。「品德」觀念應當處處展現，在電影院、在賣場、在網路遊戲中…只要是「互助」、「濟人」又怎能說不是「品德」呢？因此關鍵在於我們要修正傳統刻版關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能有養」的「品德」，而應配合時代命題來轉化詮釋「品德」觀念，觀念唯有進化才能不被淘汰。因此不再是只建構孤兒院空間、養老院空間的品德行動，而也能建立當代網路空間的品德行動，例如年輕人在臉書上幫助尋找失蹤老人、小孩，這不也是「當代品德實踐行動」展演嗎？以故我們當代要的不是「偽善品德」觀念，因為當代不比傳統觀念傳播訊息較遲，在網路世界下觀念傳播極速，則觀念建構、淘汰也更為快速，因此惟有「與時俱進」的觀念才能符應當代問題，故決策者應進行「觀念當代轉化」的分析後才建立政策，而反對者也應避免「意識形態」下對於「品德」觀念的攻擊，避免「決策者」與「非決策者」產生「離則兩傷」的現象，「非決策者」可針對「決策者」所理解之「品德」觀念進行商榷，並進而完成「當代品德觀念」的「轉化」與「進化」，才是「合則雙美」的最佳方式。

   最後呼籲，我們萬不可「因噎廢食」，因為「品德」成為「掌權者」操弄工具就捨棄「品德」，因為我們可以不管「掌權者」的「品德話語系統」，而自己建立屬於「我們」的「品德話語系統」，做自己「品德」的主人！

註一：楊慶堃著，范麗珠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及其歷史因素之研究》（原文書名：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數157。

註二：黃光國：《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心理，2009）

註三：請參見電影《桃姊》過年時學生、媒體拜訪養老院的橋段。

再批12年國教 李家同：大家怎樣罵我，我還是要講 »

12年國教103年勢在必行，反對聲浪依舊沒停過，總統府資政李家同17日重炮痛批，認為12年國教要求國中生要有志工服務經驗，還有參考在校品德成績，根本是錯誤方法；他認為，應該維持一年兩次的國中基測，對學生最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