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8 邱偉雲
直接將「品德」認定為「偽善舉止」，犯下了「觀念平面化」的錯誤。因為在「觀念立體性」下，在不同的言語、詞匯、行動、語境中，各自配出不同的意義，直接將「品德」醜化、污名化、妖魔化、標籤化為「做表面工夫」，就此點而言即是對於「品德」觀念一項片面認知。既然「片面」，站在觀念史家的角度，自然得對於「品德」觀念進行還原工作，以避免「品德」觀念在「意識形態」操作下，由於成為「掌權者的工具」而蒙受「不白之冤」，「品德」觀念何辜？要被視為「偽善」。因此我們可以來談談「品德」觀念，觀察究竟除了片面「做表面工夫」一層意義外，此觀念尚具有哪些內涵？以及討論「品德」是否已經過時而需要被淘汰？或者是經過當代詮釋轉化而能賦予其新的觀念內涵？即為本文討論的一個重點所在。首先我們可以先提問何謂「品德」？以及是誰的「品德」？以及在哪些「語境」下的「品德」，先進行「觀念脈絡化」的還原，當可「具體」且「立體」的理解「品德」觀念。
「品德」觀念有很多不同的觀念內涵，且會隨著時代命題而改變，如Plato在《理想國》指出人有三種品德，即「智慧」、「勇敢」、「節制」；而Montesquieu則在其「民主共和制」觀念下認為「品德」即「愛平等」，這是在不同「時代命題」與「社會危機」下所產生的「品德」觀念之「異質詮釋」；再從「身分」角度來看，也有所差別，如虔敬派的「品德」是「職業忠誠」、「屈尊謙卑」，而清教徒的「品德」是「禁欲」與「積極自制」，故從此可知不同宗派也對於「品德」有不同理解。綜上可知「品德」觀念也有層次性，故用「樣板式品德」來要求「同一」顯然太過「化約」與「霸權」，如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中指出「仁愛」這種美德需要優越的情感、高度自我控制，並非凡人可做到，而一般人只需做到「品德」即可，因為「美德」是卓越、高尚、美好的「品德」，故墨子的「兼愛」可視為「美德」，但這種愛人如己之胸懷卻非一般人能有，即便連孟子都無法做到而責墨子為「無父」之人，若連孟子都無法勝任「兼愛」，如今卻要年輕人尚未體察「侍奉父母之心」就去侍奉「他人父母」，豈非強求年輕人去學作「聖人」而令他們自我「異化」為「偽善」之人嗎？故就此點而言「品德」=「偽善」無疑是合理的論述。
然「品德」觀念的社會控制是歷來即被掌權者所使用，故掌權者會塑立合於社會控制的聖賢形象，以此來建構對於「品德」的記憶，並逐漸內化於百姓之中，如C. K. 楊指出：「人們普遍發現，任何文化---無論簡單還是複雜，都會發展出某種方式來紀念那些品德高尚、或盡心盡力地服務公益的著名人物，人們更會以特殊的方式表彰那些因公殉職的人。其目的就是引導後代效法楷模追求高尚品德，並支持文化系統的價值取向。」（註一） 而「品德」觀念正是因為自古即被「掌權者」所「操弄」，而建構了其在一般普羅大眾記憶中的負面形象，正如以上所示，「掌權者」的「品德論述」目的在於要一個「有序」的發展，但卻忽略「品德」觀念絕對不是「政策」可以培養的。決策者可能不太了解歷史，因為自古以來政府以「孝廉舉士」之政策，明裡是為了「鼓勵孝道」，但卻不知這卻形成了「偽孝之風」，決策者不管「動機」而只管「結果」，只要能營造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之社會假象，就能維持「表面秩序」，誰還管到底「孝廉」或「志工」的「動機」究竟是否良善？是否出自自願呢？而人們為了求得一官半職，就「偽孝侍親」，在「功利性目的」下，也會逐漸把原生的「親子天性」給消磨殆盡。而在上述的「上下交相賊」心態下，扭曲並形成中國人數千年的偽善心理，決策者只重「結果」而不正視「動機」，將足以將年輕人帶往更為「虛假」的世界，這絕非一個向善的過程。
然而「品德」何辜？只因「決策者」重結果而不重動機的政策所構陷，這是「品德」觀念的不白之冤！我們切勿因為「決策者」將「品德」觀念作為「工具」與「口號」，而在「意識形態」下為了反對「政策」，就一併反對了被「決策者」拾去當「口號」的觀念，猶如一百年前康有為本為最先提「平等」觀念之知識分子之一，後來卻因「平等」觀念變成革命黨人的「工具」與「口號」，導致康有為竟也攻擊起「平等」觀念來，而令其蒙上觀念前後矛盾的「美名」。其實我們可換個角度，只要將「品德」觀念加以「立體化」地撐開，清楚地架構是「誰的品德」？而該「品德話語系統」為何？分析「決策者品德」的簡單思維架構，並從中破解其「觀念預設」，立體且宏觀的還原「品德」觀念的千萬面相，取回「品德」觀念的發言權，自然可以抵禦那「偽善品德」的傷害，萬莫因「意識形態」之爭而冤枉、捨棄「品德」觀念才是正確的理解方式。
「偽善品德」的觀念結構
「品德」觀念被視為「偽善」，是因為當前政策無視中國的道德觀念與人人關係，是建立在「尊尊親親」的「關係主義」（註二）結構中，先能對父母好，才是「品德」教育的前提，若對父母皆未能盡孝，就讓年輕人去育幼院、養老院進行「博愛」的「實踐行動」，則豈非「迫使」年輕人扭曲心性？尤其是政策忽略了當代人人關係的改變，這代的年輕人父母子女之間已如「朋友」而非傳統的「父為子綱」的思維結構，豈能「複製」傳統「父為子綱」的思維結構去令年輕人對「非血緣者」從事「侍親」的舉動呢？孟子曾責墨子「無君無父」即是在於墨子視自己父母與他人父母如一，則這樣的「博愛」具有宗教性，而決策者「枉視」當代「觀念結構系統」早已與封建時代不同，不先從「觀念的當代轉化詮釋」入手，就用「政策」變相地「逼迫」年輕人去「偽善」的「侍奉」那些「非血緣者」，這豈非違反了中國人「關係主義式」的「愛」，讓年輕人感受到的只會是「我連我的父母都沒這樣侍奉、陪伴了，為何還要來陪你們這些人？如果不是為了考試、成績？我才不會來陪你們呢？」而年輕人的父母親則會想：「這兒子或女兒，平常回家不是關在房內玩遊戲不然就是出去外面玩、或者是自顧自的看電視，也沒有陪我下過棋，好好地說過話，如今為了考試、升學竟去陪伴外人下棋、聊天，豈不怪哉？但為了兒子、女兒的升學，也只好讓他們去做這些志工服務」試想這些父母的心情多麼割裂與矛盾，親手將自己的兒女送去「奉養」他人，而自己也未曾被「如此奉養過？」再論那些被指定「奉養」的單位，單位中的孤苦貧弱者只會在這些「為了升學」而來進行「志工服務」的年輕人身上，嗅出濃濃的「目的性」，非出自真心的「接近」難道不令人感到虛偽、造作？宛如電影《桃姊》中養老院在逢年過節時政府單位或學生單位「例行性關懷」，都是在「視覺媒體機制下的偽善行動」，難道建構這些「偽善」就是決策者的「目的」？
「品德政策」的觀念誤區
綜上，「品德」=「偽善」亦為有理，因為決策者罔顧了三方面人的感受，即：一、年輕人：無法合理地自我解釋為何連父母我都沒如此陪伴了還要陪伴別人，只能為了升學所以「扭曲」、「異化」自己，坐實了提早學習表面工夫的評論；二、「年輕人的家長」：親手送子女去「陪伴他人」，為了升學政策而低頭傷害了為人父母也想獲得子女陪伴的渴望；三、被作為「偽善侍奉角色的朋友們」：這些朋友既已因諸多問題而進入社福機構，卻又見「人格異化」的年輕人來「偽善侍奉」，便會產生如桃姊一群人感到「踐踏感」與「糟蹋感」（註三）。因此此次「志工政策」犯下幾個誤區：1.將「品德」觀念強制化、權力化、政治化、暴力化為一個沒有「內驅力」而只訴諸「政治目的」的「尊卑品德」，令「尊卑體制」外在強制式的「復魅」於「當代」，只注重「品德的表象行動」，卻罔顧語境與各方朋友的內心因素，幻想還原「品德」口號就能回復以前的美好時光，這是第一個錯誤；2.將「品德」觀念社交化、公開化、款示化為一個沒有「內驅力」而只訴諸「功利目的」的「形式品德」，令年輕人不斷地在「扮演」，在「扭曲身體與意志」，屈服於「權力」而在「共犯結構」下建構起所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能有養」的「偽善世界」，這是第二個錯誤；3.為了速成此政策而不先從「觀念轉化」入手，就急於推廣「口號」，使得「品德」的「權力教化性」令此觀念「表面化」與「罪惡化」，導致人們厭惡「品德」觀念！然而當我們問這是「誰的品德」即可明白「政策品德」只能顧及表面，這也象徵政府擅長利用「媒體」，以為營造出一個「鰥寡孤獨廢疾者皆能有養」的「偽善世界」就是「天下太平」，卻不知造成了「年輕人」更為深層的「心靈異化」與「認知扭曲」，這是第三個錯誤。
那究竟「品德」可以如何理解呢：彈性化、私有化、時尚化
首先是「品德」要能夠呼應當代語境，需先能去除「品德」觀念的僵化現象，而製造「品德」的「觀念彈性化」，避免傳統的復古與複製，需進行有機的反轉，令「品德」觀念與當代語境能夠混種、跨界、共生，避免「品德」觀念的「典律化」，賦予當代個人進行「品德」觀念重新詮釋的權力與可能。
其次，「品德」在當代應有「觀念私有化」的形式，即每個人可以定位自己的「品德」，每個人對於「品德」的定義與認知不同。在「個人主義」成為普遍價值之際，用傳統那套「樣板式品德」來規訓年輕人實不智之舉，不如以「品德」觀念為主題，請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其自認為的「品德」之事，不用局限於要去哪幾個「合作單位的社福機構」，若年輕人認為在家裡陪伴父母、幫父母買醬油即是「品德」則亦無妨，只要年輕人能夠「清楚說出」其認為「某項實踐行動」為何是「品德」之緣由，即可認證。則一來可以令年輕人對「品德」觀念有所自我分析、理解、詮釋的空間；二則也可借此研究年輕人當代的「品德」觀念的轉化；三則年輕人能從其「自願」且「自認」為「品德」之事入手，興許是在家庭陪父母看連續劇、在斑馬線斥責越線的汽車、在電影院斥責插隊的人、在網路遊戲中幫助新手熟悉遊戲..等等，只要年輕人能理解作為「品德」的「互助」與「博愛」等觀念內涵的話，在「網路遊戲」中的博愛濟人，當個補師施法補血，看到紅人亂砍人就挺身而出維護正義，又豈非「品德」觀念的「再現」，故將「品德」觀念時尚化、大眾化
當代化更是當務之急！
若持續實踐政策而將「品德」觀念規訓化、知識化、工具化只會使「品德」觀念停滯與死亡，因此當代不應將「品德」觀念神聖化，反而應當除魅化，還原「品德」觀念最為貼近生活的實踐，而非大張旗鼓、大廢周章的令年輕人「刻意尋覓」那「實踐品德」的「造作機會」。「品德」觀念應當處處展現，在電影院、在賣場、在網路遊戲中…只要是「互助」、「濟人」又怎能說不是「品德」呢？因此關鍵在於我們要修正傳統刻版關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能有養」的「品德」，而應配合時代命題來轉化詮釋「品德」觀念，觀念唯有進化才能不被淘汰。因此不再是只建構孤兒院空間、養老院空間的品德行動，而也能建立當代網路空間的品德行動，例如年輕人在臉書上幫助尋找失蹤老人、小孩，這不也是「當代品德實踐行動」展演嗎？以故我們當代要的不是「偽善品德」觀念，因為當代不比傳統觀念傳播訊息較遲，在網路世界下觀念傳播極速，則觀念建構、淘汰也更為快速，因此惟有「與時俱進」的觀念才能符應當代問題，故決策者應進行「觀念當代轉化」的分析後才建立政策，而反對者也應避免「意識形態」下對於「品德」觀念的攻擊，避免「決策者」與「非決策者」產生「離則兩傷」的現象，「非決策者」可針對「決策者」所理解之「品德」觀念進行商榷，並進而完成「當代品德觀念」的「轉化」與「進化」，才是「合則雙美」的最佳方式。
最後呼籲，我們萬不可「因噎廢食」，因為「品德」成為「掌權者」操弄工具就捨棄「品德」，因為我們可以不管「掌權者」的「品德話語系統」，而自己建立屬於「我們」的「品德話語系統」，做自己「品德」的主人！
註一：楊慶堃著，范麗珠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及其歷史因素之研究》（原文書名：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數157。
註二：黃光國：《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心理，2009）
註三：請參見電影《桃姊》過年時學生、媒體拜訪養老院的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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